来源：环球杂志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9月22日发布公告，宣布将于10月4日进行党总裁投计票。目前，该党多名成员正式宣布参选，并已基本确定5人竞争格局。
日本多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和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为自民党新总裁热门人选。
2024年 9月 27日，自民党总裁候选人高市早苗（右一）在日本东京自民党总部进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投票
事实上，早在7月日本举行第27届参议院选举时，日本国内便对是否可能诞生首位女首相产生热议。无论高市早苗能否最终当选，以她为代表的更多女性在日本政坛出现，或将影响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
“身份政治”的前奏
在7月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中，担任首相任期还不到一年的石破茂遭遇最严重的选举失败，执政联盟丧失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席位使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面临巨大困境。而另一方面，在此次选举中，女性当选者总人数达到42人，占总席次的33.6%，创下历史新高。
但在分析人士看来，这并不等同于性别平等下的政治进步，反而让人嗅出与欧美政治发展进程类似的“身份政治”意味。
实际上，日本媒体有意强调了女性在参政方面取得的进步。此次选举中，女性候选人仅占总候选人数的29.1%，低于政府设定的35%目标；当选者比例虽为33.6%，也仍未达到性别平等（即各50%）的理想状态。
根据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数据，冰岛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高达64%，为全球最高；同属拉美的尼加拉瓜和古巴位列其后，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分别为56%和53%。而日本则以25.5%在14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2位。
身份政治，通常指通过强调特定群体的身份（如性别、种族、宗教等）来争取选民支持的政治策略。它利用选民对某些群体的认同或关注，推动相关议题和候选人。执政联盟的历史性失败，标志着日本政治自民党“一强时代”的终结。相应地，在野党势力崛起，新兴政党影响力正在扩大。在野党总席位达到126个，超过执政联盟的122席，参政党更是高歌猛进，从1席增加至14席。“朝小野大”的新型政治格局下，再聚焦对各政党女性候选人的支持力度，从中可以看到女性身份在政治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自民党提名了17位女性候选人，在所有参选政党（至少有11个主要政党）中位列第4，当选比例仅为17.8%，显露出传统保守政党在促进和落实性别平等上的不足。而参政党、立宪民主党分别提名了24名和21名女性候选人，当选比例为50%和54.5%，显示了较强的性别代表性。
参政党的性别提名策略尤为明显。通过提名大量女性候选人（如知名歌手SAYA和前奥运大臣桥本圣子），该党吸引了大量女性选民，也争取到部分“颜控”的男性选民。此外，针对日本女性候选人比例长期偏低的现状，参政党也试图通过女性策略塑造其更现代、更多元的政党形象，淡化外界对它的“极右翼”评价。
因此，参政党的女性候选人策略反映出女性很大程度上仍被置于次要地位或扮演象征性角色，实际决策仍由男性主导，确保党的核心议题如“日本人优先”等不被挑战，而非代表性别平等。
“安倍女孩”与看不见的“墙”
执政联盟的选举失败，削弱了自民党的政治控制力，也由此引发自民党内部的权力调整，高市早苗8月时就已表达参选党总裁的意愿，称“已下定决心，重塑自民党脊梁”。
1993年便踏足政坛的高市早苗，拥有优秀的政治履历。但在众多政治资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安倍女孩”的政治标签。这一语道破了她的政策特点，即高市与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政治理念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包括坚持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延续“安倍经济学”等等。安倍多次称赞她为“保守派之星”，显示他的认可。
高市的政治能力是其获得安倍青睐的核心，但她的女性身份助力她走向政治中心。安倍执政期间曾推行“女性活跃”政策。这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在通过提升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参与度应对劳动力短缺，促进经济增长。该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日本女性就业率，改善了工作环境，但未能从根本上缩小性别差距，女性仅被视为经济工具。
得益于安倍女性政策的出台，媒体和公众对女性政治赋权的关注度普遍增加，这为女性成长营造了积极氛围。安倍曾表示，高市早苗的政治信条和女性身份具有被宣传的价值。这使得高市成为自民党内首位担任政调会长和总务大臣的女性。这些“第一”，加速放大了女性在日本政坛的符号化意义。
然而，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厚植于日本历史中的传统观念长期塑造了社会对两性角色的认知，并持续影响着现代日本社会结构。在日本，大部分女性被禁锢在“家”制度之中。受教育时，要面对专业选择上的性别固化；劳动中，要面临职场歧视和显著的薪酬差距；婚后要扮演“贤妻良母”和“专业主妇”的角色，承担不成比例的家务和育儿责任。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政策往往停留在口号和非强制性目标上，至今没有一部全面的、禁止一切形式性别歧视的法律，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来处理相关申诉，这在法律保护的底线上留存了巨大漏洞。种种问题在反复相互纠葛，形成了日本社会中的“厌男”“厌女”对立现象。
反映在日本政治选举中，就隐匿着一堵由社会性别偏见筑起的“看不见的墙”。近年来的学术讨论将这个现象称为“偏好-期待”差距。这是指选民的偏好（如支持女性）与他们对候选人的当选期望之间可能存在差距。选民一方面认为女性与男性候选人同样重要甚至更具吸引力，但又顾虑女性当选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为了不浪费“选票”，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胜出概率高的人，而非符合自己“偏好”的人。这就使选票结果出现“战略性差别”，从而影响到女性的最终当选。
这面“看不见的墙”并非日本独有。在美国，共和党选民倾向于支持男性，民主党选民更支持女性。在欧洲的多党制政体中，性别偏见也因党派而异。比如荷兰的左翼绿色政党更支持女性，民粹右翼政党倾向于男性。
考虑到这种情形，高市的女性身份既是她的先天优势，也成为了她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复杂的性别议题
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假使高市冲破性别天花板，如愿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她会为广大日本女性带来多少明显的变化呢？
尽管高市以女性政治家身份在日本政坛中取得了一定成就，她本人也曾立志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榜样，成为“日本版铁娘子”，但她在性别平等领域却表现出鲜明的保守倾向，与其女性身份形成强烈反差。
首先，高市坚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她坚决反对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立法。这一政策允许已婚夫妇在婚后保留各自姓氏，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已获得较高认同。高市认为，这将破坏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
其次，高市只是有限度地支持女性权益。高市支持为职业女性提供育儿补贴，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这被认为是高市在性别议题上为数不多的进步主张之一。然而这一立场更多地是出于经济的实用性考量。在更广泛的性别议题上，高市通常保持沉默。她很少在公开场合主动提及性别平等问题，也缺乏推动相关改革的主动性。日本学者古谷经衡指出，高市的表现是为巩固其在党内的保守派支持基础。
可见，日本女性政治赋权的提升仍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性别主导、欧美政治氛围浓厚的“身份政治”特征却已初露端倪。更大的问题则是，一旦过分强调性别差异，有可能引发性别对立，造成社会深度分裂。而在当前高市早苗竞争党总裁的过程中，性别身份也已成为双刃剑，由种种固有偏见长期铸就的藩篱仍待打破，更加良性、健康、包容、和谐的性别关系和真正的社会公平的实现任重道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