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郭松义
婚姻论钱财，对一向标榜以礼嫁娶的传统婚姻，是一种冲击，从而亦给旧日平稳少变的夫妻、家庭和社会关系，带来微妙的变化。
抬头嫁女与低头娶妇
清代有所谓“抬头嫁女，低头娶妇”的说法。在女方，认为把女儿辛苦拉扯成人，由父母供其吃穿到可以劳动自食，恰在此时，又要出嫁到别家了，这就必须有所补偿。也有的家庭为宠惜女儿，给女儿构营私蓄，不断向男家苛索聘礼聘金，甚至出现嫌婿家礼物简薄，“掷碎器皿，辱骂媒氏者”。如此等等，归结一起，叫作“抬头嫁女”。对于男方，为了能如期把新妇娶进门，只好赔着小心，竭力奉承，故称“低头娶妇”。
但事情总有其两面性，在聘娶过程中，男方虽低头奉承，可也在盘算能否得到相应的回报，也就是给的聘金和女方送来的陪嫁，是不是大体相当，或更有过之。这叫作“女索重聘，男争妆奁”，彼此论财，各显门道。如果女方的妆奁与聘礼大体相等，而且新媳妇确实懂事贤惠，先前“低头娶妇”的闷气和怨气自然就消弭了，否则由此而酿成夫妻、家庭不和的，亦不在少数。正如有人所说：“男子父母较论妆奁，日后妇姑失欢，夫妇反目，未必不基于此。”又有人说“不则翁姑、夫婿或以奁薄而轻其妇”，甚至有终身愤憾媳妇者。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新妇自恃妆奁丰厚，傲视翁姑、丈夫，用娘家的财富压制夫家，这也会使家庭失去和睦与平静。
“论财”让婚姻变了味
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聘定重诺，嫁后从一。即一经聘定，双方都应遵守承诺，不得随意反悔。至于嫁后从一，更属于女教中的“三从四德”之一。可钱财的驱使，却引导某些人走向另外一端。
在广东海澄县，“井里之家，婚姻论财，厌贫爱富，有始富终贫者，即求他适，虽己产男女不顾，年貌不称亦如之”。在北方，陕西富平等地，也是结姻后，往往婿家贫“女遂别证”。在这些人看来，共富是可以的，守贫却不愿意。夫妻和亲家关系，在金钱和财富面前，已变得心如铁石，无感情可言了。更有甚者，如四川云阳县（今重庆云阳县），有的家庭在聘定时，不问女子贤德和夫婿人品，但见其家富有，便迫不及待地缔结姻缘，及至日后得知不是那回事，便“男女相嫌，毁盟讦讼”。安徽宁国县也有“贫聘悔婚，挟嫌改适，委庚帖于不足凭者”。在某些偏远贫困地区，或土客杂居区，养女之家利用外籍客民多年轻光棍汉，觅妻不易，多多索取财礼，叫作“养女接贫”或“养女济贫”。也有携带家眷的客民，因缺乏土地谋生，将女儿嫁与土著者，以换得耕种权，称“以女易地”。甘肃海城县（今宁夏海原县）“贫者每以女招雇工，为待年之嫁”，把女儿的婚嫁作为换取男子劳动的手段。对于这些人，尽管都把女儿当作货物交换，多数实出无奈，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看重妆奁，促使一些聘许后尚未过门的姑娘家，也十分关注乃至计较父母陪嫁物的丰俭。民间流传的歌谣是这么唱的：“女儿亲，不是亲，全副嫁妆还嫌轻。”又如：“檐前鸟，噪奁前，看看新娘好妆奁。妆奁少，一定恼。”女儿恼恨妆奁少，除了碍于自身的脸面以外，更重要的如同前面所说，妆奁厚薄，往往关系到她在婆家的待遇，是现实利害所使。
社会风气的变动，决定着人们思想的改变，这是任何人无法扭转的。在这种新旧观念冲击中，有的确实可闻到前进的气息，但也有许多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有些人颇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中有人发出叹息说：“至慕女作门楣，多重财货而轻骨肉者，此又君子所不忍道也。”可这些君子难道都洁身无染了吗?
既看钱财也重人品德行
婚聘论财，对贫苦百姓造成的压力巨大。他们常因没有足够的钱财致嫁娶失时，或不得良配，有的家庭竟狠心溺婴。
总的说来，清代嫁娶论财之风确实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但也不是说它就完全压倒了世家大族的门第婚，或者只论财产不计其余了。对于那些正在兴旺势头上的名门望族，无论是婚姻论门第或者论贸财，都毫无二致，因为只要有名望地位，丰厚的聘金与光彩夺目的陪嫁都会随之而来，决不会因追求财富而置门第于不顾。
至于官商通婚，直到清末以前，至少在多数官僚士大夫中仍心存芥蒂。在婚嫁论财之风的影响下，多数家庭往往一方面关注聘礼妆奁，另一方面也看重男女本身的品格和德行，而且后者可能更重要，因为婚后夫妻的和睦、家庭的稳定，毕竟是压倒一切的。当时社会上有人提出的“过聘伤财”“嫁娶宜量力”，以及娶妇“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等许多带有箴诫性言论，正反映了人们对婚姻质量的重视。
【节选自《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郭松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发布于：北京